（一）
今年是东林书院重修400周年。
明代末年，以无锡人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一批东林党人，为了革新日益颓败、腐朽的朝政，为了反对官吏对商人、平民的掠夺，与邪党、阉宦、贪官、污吏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斗争。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一些人献出了鲜血和生命。无锡人高攀龙在缇骑即将逮捕他前投水自尽。江阴人缪昌期、李应升在狱中坚贞不屈，惨遭杀害。
从缪昌期、李应升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林党人为国为民，奋起抗争，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高尚气节。
（二）
东林党人恪守儒家倡导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之道和处世原则。顾宪成把属于思想精神、道德情操育练方面的“正心、诚意、修身”称之为“忠”；把属于思想、行为、目标、期望方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之为“恕”。认为只要在“忠”的方面尽可能地做到真善美，就有可能“恕以及物”，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尽心尽力、有所作为。
顾宪成所说的“忠”，内涵是儒家倡奉的“忠君爱民”。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皇帝被看成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忠君既是忠于皇帝，也是忠于国家。明代的东林党人，他们的思想是不可能突破、超越这一思想局限的。
东林党人认为“忠君爱民”就要做到如顾宪成所说的那样“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事不关世道”。也是他撰写的那副著名的楹联道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还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高攀龙也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之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君，处江湖之远，随意必为吾民，此士大夫之实事也”。
东林党人忠实地实践、履行他们的“忠君爱民”主张，在朝也好，在乡也好，不懈不怠、无怨无悔，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削夺不足也辱，刀锯不足为畏”。（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真正做到了孔子颂扬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缪昌期、李应升的一生完美的体现了东林党人的这一气节。
（三）
缪昌期，字西溪，江阴长泾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出生。7岁入家塾读书，聪慧好学，读了大量的经史文赋，才思敏捷，写出了一手好文章，在当时的士林中颇有点名气。他受的是儒家的教育，服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之在他16岁时父亲与二伯父蒙冤下狱，对当时朝政的腐败，暴吏的横行十分气愤，立志于革除弊政。第二年在江阴县举行的童子试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一。县令对他的文章非常欣赏，当知道他父亲与二伯父在狱中时，调查后为之辨诬得以昭雪，使他更加加强了做官为民的志愿。可是，不知是由于他的思想不合当时的官场潮流，还是文章不合主考官员的口味，尽管他文才出众，直到30岁才中了秀才，39岁方得中举人，53岁方金榜提名、中了进士（三甲五十四名）。这中间他只能做塾师谋生，几乎穷困潦倒，正如他在《自录》中说：“予为诸生二十余年，乡举十余年，不营产业，公车之费不赀，家日益落，至癸丑，无以治装，谋之虞山诸友，得三十金以行”。他是癸丑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中的进士。这年进京赴考的川资还是向常熟几位朋友借的。在这几十年间，他既没有荒废学业，也没有减退忠君爱民的志向。与志同道合的东林党人进行交往，互通声气。中了进士后，更是与在朝的东林党人结为知己，参与对邪党的斗争。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京中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中拿着一根木棒，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宁宫，打伤了几个守门人，幸被拼命抵御的几个太监擒获，才避免了一场大祸。张差在审讯时有些前言不对后语，皇城巡视御史刘廷光上奏神宗，称张差是个“疯癫”。东林党官员当然不同意这个说法，要求对张差严加审讯。他们非常清楚，此事是“三王并封”的延续，显然有人在操纵。原来，神宗长子朱常洛，按封建传统应立为太子，但神宗宠爱郑贵妃，爱屋及乌，意立其所生的三子朱常洵为皇储，但慑于臣民们反对和不满，迟迟不予表态。朝臣们特别是东林党官员认为这关系“国本”大事，不断上书力争。神宗无奈，将长、三、五并封为王。这就是史称的明代“三王并封”。当时任吏部员外郎的无锡人顾宪成和礼部主事顾允成，礼部给事中宜兴人史孟麟及其他东林官员先后上书力争，反被神宗给予削籍等处分。直到神宗晚年在朝臣们一再力争下才下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显然，梃击案为不满者所为，正如缪昌期在《自录》中言：“此事有心者所共知”。果然，在刑部复审此案时，张差供称系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逼使他所为。这一案件牵连到郑贵妃身上，人们理所当然联想到其意在谋害太子后以其子替代，但在神宗庇护下，将张差、庞保、刘成处决了事。东林党官员自然极为不满，但神宗已作“圣裁”，不好再争，只能把愤怒发在帮凶作乱的奸邪官吏头上。缪昌期气愤地指责刘廷光说“一个御史，竟然用‘疯癫'二字，为乱臣贼子开脱。”这话传到刘廷光耳中，对缪昌期极为仇恨，指使其同乡刘文炳罗织罪名，欲下毒手。这时，朝廷正准备任命缪昌期为“检讨”，为缪昌期乃托言身患疾病，告假回乡。
缪昌期回乡后与在乡的东林党人实践了“处江湖之远，随意必为吾民”。反对宦官：税吏践踏律法，对中小商人横征暴敛、欺凌压榨；倡议兴修水利工程，要求朝廷减轻赋税，稳定地方。同时对于边关被清兵不断入侵和朝政的日益腐败忧心冲冲，相与评议。缪昌期呼吁要以法治国，他说：“国之有法，如方圆之规矩，而低昂之有权恒也。不为恩贷，不为旁假，不为势夺。凡有贷、有假、有夺，皆以法市之也。”（《丛野堂存稿》卷三）当然，他的这一主张，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朝政极端腐败的明末，是实行不了的。
当时在地方任职，担任江西南康府司理的李应升在《上巡道朱寰同》书中提出“为商为国”要“曲体商人”。这正是东林党人重商恤商的思想与主张，是“爱民”的表现。
李应升是江阴北漍人，比缪昌期小31岁，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小时读书也非常勤奋，青少年时更是手不释卷。他的科举仕途比较顺利，24岁就中了进士，较缪昌期提名金榜只晚了4年。他为官清廉正直，担任江西南康府司理后不久就处理了600多件积案，洗雪了19名百姓遭受的不白之冤。
天启元年（1621年），缪昌期被熹宗朱由校召回朝中，授以左春坊左赞善不久，升任左春坊谕德。第二年，李应升也被调到京城，担任西台御史。他们同东林党官员左光斗、杨涟、高攀龙等人励精图治，匡扶国事。
熹宗生性爱好玩乐，尤其喜爱木工艺活。在太监魏忠贤等人奉迎掇弄下疏于政事，登基不久就被魏忠贤擅政弄权。朝中除一批东林党人等正直官员外，很多人趋附于魏的炎势。投靠在他的门下，形成了一个“阉党”集团，魏自封为九千岁。许多地方官员在各自的地区为他建立了生祠。他在玉泉山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营造死后葬身的所谓“生圹”。他知道缪昌期文笔出众，指使爪牙请求缪昌期撰写“墓志铭”。缪昌期本来就对其乱政恶行极其痛恨，当然不肯答应，说：“我一生最不愿为人作谀美之词的墓志铭，何况为这种应该服刑的人有辱我的笔墨呢？”那个爪牙向魏回报后，魏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即杀了缪昌期。
东林党人和一切正直的官员，对阉党日益横行愤怒到了极点，经过一番商议后，由左都副御史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六月三日向熹宗上了一道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的奏章，痛斥魏忠贤“沽势作恶，专权乱政，欺君藐法，无日无天”。奏章用大量、具体、确凿有据的事实，列举魏忠贤一伙残害忠良、草菅人命，包庇奸邪、网罗党羽、欺瞒皇帝、胡作非为等等罪行。无疑，这是一道揭露阉党首恶的控诉书，说出了当时一切正直人们想说的话，反映了遭受阉党祸害百姓们的民意，言锋语镝，义正辞严。有人说是这一奏章由缪昌期起草，后来缪昌期予以否认。是否由他代笔起草已难考证，但与杨涟、左光斗等人一起酝酿议论是免不了的。
杨涟奏章一上，朝中沸腾，东林党人和忠良人士大为振奋，纷纷上书参劾阉党。作为言官的李应升曾多次上书弹劾阉党罪行，但均被熹宗“留中”不理。在杨涟奏章上呈后，他用上了《劾魏忠贤疏》，疏中说，杨涟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此非涟一人之私言，通国之公言也”。他要求熹宗“大奋乾刚，立加斥逐（魏忠贤），以正其纲”，他说，如果不治魏忠贤之罪，岂不是“中旨真可听其伪传乎（假传圣旨）？阁臣真可听其援立乎（宰相由他摆布）？外廷真可听其交逼乎？老臣真可听其驱逐乎？直臣真可听其禁锢乎？生杀真可听其自操乎？爵禄真可听其掌握乎？奸臣真可听其深藏乎？兵权真可听其在手乎？出入真可听其僭拟乘舆乎？”李应升在奏章最后表示，他是言官，在这样的是非面前，不能作寒天之蝉，噤口不言，即使“触犯凶锋，死无所恨”。
当时，有些明哲保身的言官自己不敢直言，还对李应升劝阻。李应升说：“国家安危，诚在此矣！我们不说，谁说？”又说：“做言官的一言罹难，胜做高官。”
杨涟、李应升等官员弹劾魏忠贤的奏章上呈后，由于熹宗沉湎玩乐，很少上朝理政，内廷由有魏忠贤把持，魏在大臣们雪片似地弹劾他的奏章面前，开始还惶惶不可终日。后见熹宗态度暧昧，渐渐有恃无恐起来，密谋对谏臣们进行反扑。
在弹劾魏忠贤后两个多月，李应升又为左都御史高攀龙起草了弹劾阉党骨干之一的御史崔呈秀的奏章。弹劾崔呈秀在奉旨巡方淮扬时，贪赃枉法，得三千金可以放走一个强盗；收了贿赂对应该处分的官吏反而重用；并且到处挥霍国家钱财，透支地方经费一万四千两之多。使得“各县赔补，不胜其苦”。奏章要求熹宗惩处崔呈秀。奏章上呈后，崔呈秀躲进魏忠贤家中，无耻地拜魏为父。熹宗下旨免了崔呈秀官职，崔更加死心塌地的为魏迫害东林党人出谋划策。
接着，李应升又上疏弹劾阉党另一骨干魏广征。魏身为宰辅，在祭祀太庙时竟未参加，祭祀完毕日已中午方进太庙。按大明律，凡祭祀失误杖责一百。可是，熹宗竟然赦免了魏广征。魏广征怀恨在心，对李应升等人放出狂言进行恫吓，并与阉党来往更为频繁，甚至对魏忠贤自称为侄。于是，李应升再次上疏，要求熹宗戒谕魏广征“绎敬慎之言，安臣子之分”。不要“倚三窟与言官为难”。李应升上这道奏章时，魏广征已与魏忠贤、崔呈秀等商定了迫害东林党人的阴谋。
这一年的六月十六日，工部屯田司郎中、东林党人万 上疏，疏中指出魏忠贤窃取国家“政权”与“利权”，驱逐大臣、处治言官等罪行并揭露“奸雄用意最深，蓄谋最毒”。奏疏上呈后，魏忠贤矫旨，对万 进行切责并给予杖责一百和革职为民的处分。杖责时，魏又密令锦衣卫“着力痛打”，以至万 被活活打死。李应升十分气愤，向熹宗上了《救万 疏》，他知道万 是救不活了，目的是揭露阉党矫旨杀害大臣之罪行，寄希望于熹宗能制止阉党进一步残害忠良。他在奏章中指出，皇上并没有杀死万 的意图，杖责一百也不至置万 于死地，这明明是行刑人为人指使。“卫士畏威，立毙朝士于杖下。”群党（指锦衣卫）横击，血乱神飞，监杖振威，伤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塌摧残造成万 毙命。李应升认为，阉党这样做只能使皇上“损好生之德，负杀谏臣之名。”他希望熹宗能从万 的死吸取教训，觉察到魏忠贤等人的罪恶用心。李应升的这道奏章，当然不可能打动贪图嬉乐、昏庸无能的熹宗。
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阴谋步步得逞，缪昌期、李应升先后被罢官返回江阴，许多东林党官员也被削职。但阉党并未罢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五年（1625年），杨涟、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世称六君子）被害。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缪昌期、李应升和吴江的周宗建、吴县的周顺昌、余姚的黄尊素、福建的周起元先后被阉党派缇骑逮捕。无锡高攀龙在缇骑逮捕他前一日投入家中水池自尽。
缇骑在逮捕李应升时，数万士民将他们团团围住，群情激愤。李应升用双手搏击自己的前额，请求士民们散去，不要为他们作无谓的牺牲，士民们这才含着热泪散去。
缪昌期和李应升在被捕押往京城时，他们明知将遭到阉党的屠刀杀戮，也明知耽于玩乐的熹宗已完全被魏忠贤操纵，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忠于君主的思想始终没有因熹宗的昏庸无道而有所改变，即使面临杀身也毫无怨尤，并表达仍然效忠皇帝的忠心，从他们被捕后写的诗文中可以看到。缪昌期在《槛车》诗中写道：“尝读膺谤传，潜然涕不禁。而今车槛里，始悟夙根深。一死无余事，三朝未报心。南枝应北指，视我实园阴。”李应升在《丹阳道中》写道：“已作冥鸿计，谁知是谬民？雷霆惊下士，风雨泣孤臣。忧忠思贤圣，艰难累老亲！生还何取望？解网颂汤仁。”（其一）“圣德方虚己，愚忠敢沥丹。惭无一字补，空复数行弹！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凄凄杨柳色，谁为问南冠？”（其二）字里行间，可见他们忠君已到了痴愚的程度。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缪昌期和李应升入狱后，遭到了残酷的拷打和折磨。由于魏忠贤对缪昌期拒写“墓志铭”和传说杨涟奏章系他起草而对他恨之入骨，致使爪牙将他的十指一一折断。缪昌期和李应升在酷刑下始终宁死不屈，先后惨死狱中。缪昌期死后尸体肿胀，惨不忍睹。
直到崇祯初年（1628），东林冤案才被平反，缪昌期、李应升被追封。江阴人民为他们建立了祠堂进行祭祀。
（四）
缪昌期、李应升和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党人，为了支撑风雨飘摇的明帝国大厦，谋求革新朝政、铲除奸邪，提倡实学，反对空谈，力图廉洁政治，惩处贪官污吏，主张减轻赋税，发展商业、矿业……为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被阉党操纵了的至高无上皇权面前，不畏刀锯鼎镬、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以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奏响了一曲封建时代高亢的悲壮乐章。
缪昌期、李应升等东林党人由于历史的局限，对帝王的愚忠并不可取，但他们为国为民，一腔热血，刚正不阿，清廉正直，不畏强暴，敢于抗争，即使被捕入狱，在酷刑下宁死不屈，以至体无完肤，直到停止呼吸。这种足以撼天地，泣鬼神的气节，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景仰和效法。
缪昌期、李应升等东林党人的这一气节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切志士仁人倡导力行的气节。春秋战国时的屈原、汉代的霍去病，唐代的张睢，宋代的岳飞、文天祥，明代的史可法……，历史上可以举出为数众多的闪耀的这一气节光辉的、代表性人物，至于现代，无数共产党人，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壮烈牺牲。
有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说：“中国的历史这样悠久，又始终保持着基本统一，这在世界上是极少的。”如果追溯探讨其原因，看来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历史研究课题。民族气节，恐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他是一种凝聚力，一种防腐剂，使我们这个民族保持着团结和健康。如有外敌入侵和内贼作乱它就会显示出无坚不摧的力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穷节已见，一一垂丹青。”为御歼外敌、铲除内贼奋起抗击，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缪昌期、李应升等东林党人的气节，将永垂青史，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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