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东林

天 下 东 林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邓洪波

明代禁毁书院，既缘于书院的讲学，更隐含大量的政治因素。明末流行的“天下东林讲学书院”，就是一个由讲学而泛化为政治的典型。自万历后期而历泰昌、天启、崇祯，甚至清代初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讨论它，它也实实在在地影响和制约着当年书院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方向，是为明末书院的一大特色，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清初书院的走向，值得引起特别注意。

一、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概说

《明史·熹宗本纪》载：天启五年（1625）“八月壬午，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何谓“天下东林讲学书院”？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既明确而又含混的指称。说它明确，是因为矛头直指东林书院，说它含混则因为凡讲学者皆可指为东林党人，泛涉无限。查当年张讷请毁之疏和魏忠贤的矫旨，内有“其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诸著拆毁”之语^[①]。由“东林”则推及“关中”，已经是扩大化，但“关中”还有具体书院可以指认，不至泛化，江右、徽州则是地域名称，若称其地的一切书院，则不能和代表具体书院名称的东林、关中并列。如今这四者并列，只能说明阉党自己也是心中无数，只是泛泛而称，用以打击可能的敌人而已。此则犹可恕之，毕竟疏旨中曾经点过邹元标、余懋衡等人的名字，由人推院，我们还可以将邹元标家乡的吉水仁文书院、余氏家乡的新安紫阳、还古书院和江右、徽州去作勉强的对应。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更为离谱，诚如孙承泽所说，是“人不知有各处书院也，而统谓之东林，又不知东林所自始也，而但借此二字以为排陷君子具。”^[

更有甚者，无论好事坏事，都牵扯到东林。“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奄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似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③]到崇祯年间诛灭魏忠贤之后，还有人“复倡党说”，凡持不同意见者，都被指为东林。其时“政事日新，议论日奇，刑尚苛刻，而以言宽大者为东林；饷主加派，而以言减免者为东林；兵议款抚，而以言战剿者为东林；监视四出，而以言罢遣者为东林；至政本之地，司马之堂，前后闻凶，俱衣绯办事，而言纲常者为东林^”。[④]由此可见，在明代末年，“东林”完全被泛政治化了，可以与东林书院、东林讲学毫无关系，此即所谓“排陷君子之具。”它使得“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⑤]这是黄宗羲在写《东林学案》时所发出的千古感慨。平心而论，东林之幸，在于它讲学而成为天下书院的代表与象征；东林之不幸，在于它清议而成为人间正义的化身与希望，它既是真名目，也是小人所加之名目。

“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是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一个有着鲜明学术特色和政治倾向的书院群体，其范围也大致不外乎阉党魏忠贤所要拆毁的东林书院、关中书院、仁文书院、紫阳书院、首善书院。有关东林、首善书院的情况将作专题讨论，其他各书院的情况略述如下：

关中书院在陕西西安，万历三十七年（1609），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参政杜应占、闵洪学，副使陈宁、段猷显等建于府治东南安仁坊，请“关西夫子”冯从吾讲学其中。冯原本讲学于城东南宝庆寺，学者甚众，寺不能容，故汪氏等特建此院，迎其讲学。有讲堂六楹，题曰“允执”，取“允执厥中”之意，其他号房、斋舍、门廊、亭阁、池桥等应有尽有，规模宏敞。冯订有《学会约》、《关中士大夫会约》，以为讲学会讲的规章制度，居院讲学十余年，四方从游者五千余人，使关中之学蔚为大观。天启五年（1625），书院毁于阉党王绍徽、乔应甲之手。七年，冯逝世。崇祯元年（1628），书院重建。

冯从吾主讲的关中书院，是明清之际关中学派的大本营，它和东林书院有很多类似之处，成东西呼应之势。学术上，冯师事许孚远于正学书院，《明儒学案》将其归于甘泉学派。但他对王阳明非常尊重，称“阳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于圣学，不可轻议”。^[⑥]不仅如此，他对程朱理学也是相当尊重，尤其是当他编纂《关学编》，全面总结以张载为主的关中理学时，思想上更倾向于隔合朱陆，回归孔孟，属于当时比较典型的由心学转向理学的转折性代表。他讲学各地书院，留下了《关中书院语录》、《太华书院会语》等讲义语录，尤其是天启二年（1622）和邹元标主讲首善书院时，与朱童蒙等辨争，指禁讲学为非，认为王守仁“当兵戈倥偬之际，不废讲学，卒能成功”，因此，他自己也要“不恤毁誉，不恤得失”而坚持书院讲学。^[⑦]其讲学主张，强调“躬行”、“救时”。尽管有“会期讲论，勿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及官长贤否、政事得失”的《会约》规定，但“正以国家多事，人臣大义不可不明耳”，^[⑧]因此就要不计毁誉、得失去讲学。于是由讲学自然就会涉及国家之事。这和东林书院的情况，颇为相似，冯从吾和关中书院的涉及政治，既有自己的主动进入，更有阉党的加害因素。

仁文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原名文江书院。万历八年（1580），张居政毁天下书院，“市地民间”，知县陈与相用官俸购买后送给邹元标作居室，院舍免遭拆毁之劫，但不得办学。十一年，即张居正死后次年，邹以“复书院请，上报曰可”。于是，他将院舍全部交还给知县徐学聚，“以待来学”。徐扩建之后，改名仁文书院，并请邹作记以教诸生。记称：“余吉彬彬，海内称为邹鲁，往学禁方炽，独余吉不少变仁为己任，继往开来，吾于诸君有厚望焉。元标进未得行斯道于朝，退愿得行斯道于野，俾乡子弟孝友忠信，雝雝翼翼，庶上不负今天子明圣之世，下不负良有司振作之美，而余睠睠欲开斯地之意，庶几其不孤也欤！”^[⑨]由此可见，作为反张居正毁书院的产物，仁文书院一开始就是作为邹元标讲学的大本营而建设的。其后知县黄流芳、沈裕相继扩建，邹则长期讲学其中，直至天启四年（1624）逝世。五年，魏忠贤毁书院，院舍大都拆售，邹亦遭削夺官职。至崇祯十五年（1642），始重建书院。

邹元标万历五年（1571）中进士，即以“夺惰”之谏而得罪张居正。从此，一生仕途不顺，但与书院情缘颇深。张居正死，即奏复书院，天启初年与冯从吾主讲京师首善书院，是他于书院所做的最著名的事情。而其居家讲学前后三十年，以仁文书院为大本营，不仅江右书院遍布足迹，凡吴越、楚湘、中州、秦晋各地讲学名儒皆有往来。他曾应顾宪成之约为东林书院作《依庸堂记》，高攀龙也有《答邹南皋先生》书传世，而其《柬东林书院诸同盟书》更是他与东林书院交往的见证，其中有他为东林所作的二幅楹联，一曰“坐间谈论人，可贤可圣；日用寻常事，即性即天”。一曰“光天下做个人，须看着规规矩矩；落地来有场事，要识得皜皜巍巍。”^[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邹元标不仅与东林往来密切，而且其讲学志趣也大体相同。

徽州紫阳书院在府城歙县，奉祀郡人理学大师朱熹，自宋理宗赐额以来，即成为朱子之乡徽州（新安）六邑（歙县、休宁、黟县、绩溪、祁门、婺源）的骄傲，它既是程朱理学的基地，又是徽州的文化象征。正德七年（1512），知府熊世芳重修，王守仁为作《紫阳书院集序》，揭一“心”字示诸生，从此阳明心学渗入。嘉靖、隆庆间，巡抚周名斗、督学耿定理等皆以王学名家修葺书院，传道其中，但对朱子之学也不得不表示足够的尊重。万历二十二年（1592），休宁还古书院创建，成为王学举行讲会的中心，王门高足邹守益、王艮、钱德洪、王畿等皆来主盟讲学，数开徽州六邑大会，每会十天，听众数百上千，大倡心学，其势盖越紫阳，新安成了王学的一统天下。尤其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大会，“环听千人，辩难不生，满堂若琴瑟之专一，佥谓心学复明，一扫支离”，对朱子之学发动了明目张胆的攻击。四十三年大会，主坛金凤仪又极力诋毁朱熹之学，而歙县吴崇文力主朱学，起而辩驳，剖析异同。这是徽州学风由王转朱的一个标志。对此，当时的予会者汪佑曾说：“还古癸卯（万历三十一年）之会，自祝侯腾说山阴，主教重衍新建，其时环听千人，辨难不生，满堂若琴瑟之专一，佥谓心学复明，一扫支离也。迨乙卯（万历四十三年）再会还古，歙吴崇文问道东林，追宗正学，见主会力诋朱注，不得不指点厉阶，辨晰异同。固讲学闲距之大端也，岂以有争无争为会堂隆替哉？若金先生调剂之说，曰：‘今日诸友所争皆为君子。'又曰：‘诸公哄然争论，种种不同，皆是千紫万红'。其言其旨。”^[11]天启元年（1621）大会，邀东林书院高攀龙主盟。尽管高深知徽州久依姚江之学，口舌难胜，婉拒赴会，仅撰《教言》十五则寄会中同志，但其声援之意甚明，这是徽州本土学者扭转王学之弊的一个有力举措。对此，汪佑也有说法，其称：“新安大会，自正德乙亥至天启辛酉，百有七年。会讲大旨，非良知莫宗，若主教诸贤，多姚江高座，暨其流派，盖向往不分，故询谋佥同也。乃辛酉轮休，休士何景企梁溪而往宗之。梁溪思以道易世，胡不贲临休邑，而以正学相勖？倘亦闻徽士久归依越学，难以口舌争，姑出所论著遥寄相印可与？”^[12]五年，魏忠贤毁天下书院，还古作价630两白银售卖而废。崇祯元年（1628）重建。明清之际，徽州士人以紫阳、还古等书院再开徽州六邑大会，所讲则由王而朱，已是另一种景象。^[13]

受阉党点名请赐处分的余懋衡，为徽州婺源人，和朱熹是小同乡。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任永新知县，倡建明新书院，联讲会讲实用之学，邹元标为之作记。后任陕西巡按，建正学书院，与冯从吾讲学其中。天启初年，在京师，参与邹元标、冯从吾的首善书院讲会，在家乡则集多士讲学紫阳书院，参与徽州大会，复于福山书院联讲会，讲学福教堂等。因而，张讷指其与邹、冯等人“南北主盟，互相雄长，请赐处分。”^[14]天启五年（1577），婺源紫阳、福山书院被毁，休宁还古书院被作价出售，余则遭削夺，至崇祯年间始复职。

二、东林书院的重建与讲学

东林书院在江苏无锡。北宋政和元年（1111），理学家杨时创建于城东。杨时是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高足，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南传其师说而著称。东林就是其弘扬师说，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他居院讲学十八年，成就众多人材。其学传至朱熹，终于集大成而成为影响古代中国社会数百年的官方哲学。因此，东林书院也就因承接程朱而有“洛闽中枢”之称，备受人们的关注。南宋初年，金兵南掠，杨时遂南归故里福建将乐，书院渐至废毁。南宋中期，理学大盛，无锡士人建祠堂祀杨时，并称龟山书院。元至正十年（1350），僧人改为东林庵。自此，遂为佛教传道之所者二百余年。

明成化年间，邵宝重建于城南，以举人之身，“聚徒讲诵于其间”。邵中进士入仕为官之后，其址“复荒”，而为邑人华云所有。华为邵氏门人，“仍让其地为书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之旧”。此举得到知县高文豸支持。于是，应邵宝本人及高知县之请，王守仁为之作记，时在正德八年（1513）。记称：

东林书院者，宋龟山杨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若夫龟山之学，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启罗、李、晦庵，统绪相承，断无可疑。顾世犹疑其晚流于佛，此其趋向毫厘之不容于无辨，先生必尝讲之精矣。先生乐意谦虚，德器溶然，不见喜怒，人之悦而从之，若百川之趋大海。论者以为有龟山之风，非有得于其学宜莫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学术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从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龟山之学。庶乎书院之复，为不虚矣！^[15]

非常明显，王守仁虽然对杨时南传道学之功表示了足够的尊重，但对龟山之学晚而流入于佛老提出了质疑，并期望以邵宝之心而上求于龟山之学，实有以心学而救龟山之学的意思。

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王学大兴，嘉靖十三年（1534）提学闻人诠、隆庆元年（1567）提学耿定理、万历元年（1573）提学谢廷杰，皆曾应当地王门后学之请，议准修复东林书院。^[16]尤其是泰州学派主将之一耿定理倡道南京，其崇拜者盛鎜曾经在隆庆元年（1567）、万历元年（1573）两次具呈请求修复书院，并得到学院批准，可惜直至万历七年盛氏逝世，其“修复雅意”仍是“虚愿”。尽管如此，但“江门慰藉天台语，千载斯文感兴同”。^[17]这次长达十余年的努力，却足以表明王门后学对东林书院的重视。此事历来不为人注意，其原委仅见于盛淳追忆父亲诗作的小序中，有必要揭示如下：

先子敭玄，门下士追称文玄子，好古博学，文章行谊卓然于时，为四方名公所器重。会耿宗师倡明斯道，先子黾勉以从。因念吾锡东林为杨龟山先生讲学处，遂图修复。于隆庆丁卯、万历癸酉两具呈学院，蒙批允行。将会同志鸠工聚材，蕲竣厥业。不幸于戊寅之三月，先子即世，修复雅意竟成虚愿，能无俟后之君子乎！垂三十年甲辰，顾泾阳诸缙绅先生，乃缘未就之绪，经纪其成。左复道南祠，右建堂。群贤时至，远近交集，而龟山讲学之风复振，一如先子所志焉。九原有知，良足慰已耶。次东字韵，以叙今昔废兴之感云。

道南遗泽在兹东，先子殷勤觅往踪。

远控江门盟主定，近邀朋辈众心同。

文坛尚尔疑残雪，讲席依然振古风。

莫为数奇功未就，倡之必和在群公。^[18]

由此可知，自正德八年至万历张居正禁毁书院之际，王守仁本人及王门后学，都曾有过经营东林书院以“倡明斯道”的努力。

万历三十二年（1604）二月开始，顾宪成、高攀龙以系道脉，树风声为己任，率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史孟麟及陈幼学、叶茂才、张大受、钱一本、王永图等倡导捐资，得到常州府、无锡县以及相邻的苏州、松州、嘉兴三府在职官员资助。四月动工，重建东林书院于城东故址。九月，书院落成，共费1200余两白银。有大门、牌坊、东林精舍、丽泽、依庸二堂及燕居庙、道南祠、藏书楼、山房、草庐、书斋、学舍等建筑，奉孔子，祀杨时，置田200亩、地16亩，以为院中经费。常州府知府欧阳东凤作《重修东林书院记》、无锡知县林宰作《重修道南祠记》、邹元标作《依庸堂记》，以揭书院历史沿革、学术追求。

重建后的东林，不同于一般书院，没有属于弟子之列的诸生常年在院学习，是同志诸君子的讲会场所，每年大会十日，每月小会三日，是一所典型的社团性书院。顾宪成制订的《东林会约》，是院中同志必须共同遵守的会章，其中的《会约仪式》则就会中组织、会期等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大会、小会皆推会主一人主持讲会，“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大会设知宾负责接待。每会皆设门籍登记会中同志情况，“一以稽赴会之疏密，验现在之勤惰，一以稽赴会之人他日何所究竟，将作来之法戒也”。^[19]

顾宪成的《东林会约》^[20]是标明东林书院讲学宗旨、治学之方、学术趋向的纲领性文件。它首列孔子、颜子（渊）、曾子（参）、子思、孟子为学要旨，次揭朱子（熹）《白鹿洞书院学规》，复次引申朱熹学规而开列其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其意在阐明东林书院继承杨时精神，上承周程，下接朱熹，以程朱理学反对王学陋习的学术主张。

“四要”是指知本（又作识性）、立志、尊经、审几，都是为学、治学、讲学最紧要的“关头”。继顾、高而主盟东林的吴桂森曾说：“所谓四要者，一曰识性，绎白鹿洞规则可以识性也。一曰立志，以圣人必可为学志也。一曰尊经，以五经四书为常道而尊之也。一曰审几，审下讲学一念诚耶伪耶？为己耶为人耶？四者，入学最紧切关头，故提之为要云”。^[21]

“二惑”指世人对讲学的两点疑惑。一是“讲学迂阔而不切，又高远而难从”，二是“学顾躬行”即可，“将焉用讲”。顾宪成认为，此其不当惑也不必惑者。“不当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协而破之，是在吾党”。吴桂森的阐释更为明了，其称：“二惑者，一则曰讲学迂阔而不切，又高远而难从。如朱子洞规，皆须臾不可离，曷云迂阔？夫妇所可知能，曷云高远？此不当惑者也。一则曰学顾力行何如耳，若讲之而所行则非，何益。不知此病在所行，而非所讲耳。岂得亿逆其行，而先诟讲学也。此不必惑者也。世之病讲学者，靡不藉口二端，故为云破其惑云”。

“九益”既讲讲学的好处，也讲讲学的方法，“皆致益之道，协而崇之，是在吾党”。具体内容是，第一，讲学可以以道义相切磨，进到圣贤之域。第二，四方的宿学硕儒齐集，“其有向慕而来者，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以听教”。第三，会讲时，“耳目一新，精神自奋，默默相对，万虑俱澄”。第四，当会之时，“非仁义不谈，非礼法不动，瞻听之久，渐摩之熟，气体为移，肺肝为易，一切凡情俗态，不觉荡然而尽”。第五，四方学者不远万里寻师觅友，济济一堂，相互切磋，声应气求。第六，一人的见闻有限，众人的见闻无限，会讲可以使人广见博闻，个人钻研累月累日，旁搜六合，逖求千古而不得。一旦举而质诸大众之中，便相悦以解。第七，一日之中可以“追按其既往”，“预筹其将来”，起旧图新。第八，使人感到责我也周，望我也厚，爱我也至，而不敢妄自菲薄，聊自姑息。第九，“会以明学，学以明道”，从本根出枝叶，从明道来立言、立功、立节。对此，吴桂森也有过概括，其称：“九益者，国家设学，本教人为圣为贤，非止科名，讲学庶几不负，一也。广联同志，二也。指视森严，三也。整肃习气，四也。寻师觅友，五也。广见博闻，六也。一日之中，可以按既往，可以筹将来，七也。人之责望我者甚重，八也。我之自树立者方真，九也。凡此之益，陶铸生平，岂系细事，故欲人知所取”。

“九损”是指鄙、僻、贼、浮、妄、怙、悻、满、莽等九种坏毛病，其中的浮，具体指“或评有司短长，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顾宪成认为，“此皆致损之道，协而屏之，是在吾党”。吴桂森对“九损”有过简要的说法，其称：“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评议是非，浮也。谈论琐怪，妄也。文过饰非，怙也。多言人过，悻也。执是争辩，满也。道听途说，莽也。于此少不敬谨，有不觉日入于损者，故欲人所知戒”。

历史上，对东林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很多，著名者有所谓“东林八君子”之称，他们是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钱一本、薛敷教，其中前六人都是无锡人，故又有“无锡六君子”之称。但就讲学而言，终明之世，真正主盟东林者，则仅为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三人。

顾宪成人称东林先生，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开讲，到四十年逝世为止，首为东林主盟，前后有八年之久。这是东林讲学最兴盛的时期，尤其是前五年，“缙绅辐凑，其时盛而繁”，后三年由于卷入淮抚入阁、京察等政治事件，“见崎于当途”，讲学受到影响。^[22]尽管顾宪成曾写信给临时顶替自己主持会务的高攀龙时，有“大会只照旧为要。世局无常，吾道有常，岂得以彼妇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的说法，^[23]强调要按时举行讲会，但终究因政局的制约，自御史徐兆奎在万历三十九年上疏，称“今日天下大势尽趋东林，今年计典之误，实由于此”之后，^[24]“东林书院”日渐就被“东林党”所代，讲学活动被迫步入低谷。查记录顾宪成讲学情况的《东林商语》，^[25]万历三十六年，他虽曾赴任南京光禄寺少卿，也还有十六条语录在案，此后却嘎然而不见任何记载。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东林讲学自三十七年开始，已经确实是“渐简渐真”了。

高攀龙从东林重建开始，就协助顾宪成主掌书院事务，但真正主盟东林，则是在顾逝世之后，自万历四十年至天启元年（1612—1621）北上任御史，前后有十个年头。其时他申订《东林讲会规则》，仍然坚持讲学，留有《东林论学语》二百余则，^[26]但东林已经卷入党争甚深。问政而坚持讲学，应该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志载，自万历四十、四十一年以后，东林“锋镝纷起”，他们勇敢面对，“谓此吾辈一大炉缸，不如是，真者不成其真，赝者不成其赝，东林不成其东林”。^[27]

吴桂森主盟东林，始于天启元年（1621）冬高攀龙北上之日，直到他崇祯五年（1632）逝世止，前后十二年。历经天启五年书院被废和崇祯元年奉命修复书院，悲喜交加，全力维持。其最盛者，为天启初年，“是时群贤蔚起，朝野蒸蒸，先生代景逸先生司其坛坫，而景逸在都中以政暇讲学于首善书院，三千里外遥相应和，一时大儒如少墟冯（从吾）先生、南皋邹（元标）先生辈，闻东林有先生，群然向往，脉脉神交”。^[28]但毕竟禁毁惨烈，崇祯修复之后，讲学虽宗顾、高而本程、朱，但已是“即如鹅湖、姚江之辨，亦不必再烦拟议”，并且“绝议论以乐时”，“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对”，^[29]全然已无昔日景象，维持而已。

吴桂森以后，“东林遂无主盟。嗣后，丽泽堂会讲亦辍”。直至崇祯十六年（1643）高世泰以湖广提学副使致仕归家，渐次修复书院，“主盟东林者三十有四年”。^[30]但这却是他在清初以明遗民身份所从事的事情了，明朝已亡于其归家之后的第二年。

三、东林开创的书院新传统

东林书院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从一个明代中期既有的社团性传统出发，在官方的禁毁中，顽强地坚持二十余年，开创出了书院扭转学术风气，关心天下时政的新传统。

东林书院的社团性是显而易见的。它首先来自于当年聚会诸友的共识。东林首创同人中，大多都有讲学地方的经历。顾宪成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主持吏部考选忤皇帝与权臣之意罢官，在“泾里家学”讲学十年，“连年弟子云集”，又筑“同人堂”，“月集诸从游者会焉”。^[31]高攀龙在无锡城有乐志堂，尝“偕四郡同志会讲”其中。刘元珍在常州城居家讲学，与钱一本共倡“同善会”，“表章节义，优恤鳏寡”。钱一本在武进筑经正堂讲学。武进、无锡皆属常州府，南北相望，不出百里。顾宪成在万历二十六年曾说：“我吴尽多君子，若能联属为一，相牵相引，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胜事哉！”^[32]这表明他迫切希望将吴地同人君子结为一会社，将原来分散的讲学活动“联属”成统一的组织。他还曾对高攀龙说：“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33]东林书院的重建，就是这种结社意愿得以完成的表现。

其次，《东林会约》作为书院的规章，标示东林的学术主张，甚至政治倾向，规定以会籍登记书院讲会同人，会中称“同志友”、“同志”、“吾党”、“各郡各县同志”、“同志会集”等，都显示出书院操作程序的社团特性。

第三，当时就有人称书院为“东林社”。如武进人胡佳胤就曾说：万历三十七年（1609）“仲秋十九日，吴子往邀余入东林社。时泾阳先生为会主，而高、刘诸公翼之。予与子往，及一方外楚人为客，列东西坐。坐定，泾阳先生讲《孟子》首章，析义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难，及尽心、天命诸义。讲罢，一人从东席趋下，正立揖，出所书魏庄渠先生励学语读一过，闻者悚然。罢会，设鸡黍供客，酒数巡，各散出。微言久绝，此会为东南领袖，风动四方，真千古一事矣！”^[34]胡氏所记，正是当年社团性书院讲学的一般情形，宜乎其将东林书院称作东林社。

扭转学术风气，是东林书院讲学的首要任务，因而学术史上有“东林学派”之称。有鉴于王学末流之弊，东林诸君皆思起而救之。重建东林院舍时，他们回避正德以来王守仁及王门后学建设东林的努力，故意将王的《东林书院记》改作《城南东林书院记》，意在绕过阳明的存在，而将自己的行为上接于杨时，此其一。

其二，直接开展对王学的批评。如欧阳东凤就称：“龟山者，固程夫子所目为道南者也。晋陵之有宋儒学也，自龟山始也。……嗟乎！世皆以新会之自然，姚江之良知为第一义，而究其所以，实非于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穷理穷此，亦非于率性外另为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泄机，欲闰宋儒之统哉！余为此惧，私心时时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与联集同好，恢宏遗绪，此其尊德乐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35]其矛头已直指王、湛，惟言语尚且平实。而顾宪成讲学，首揭“明善同人之旨”，“于阳明无善无恶一语，辩难不遗余力，以为坏天下教法，自斯言始”，^[36]已经很不客气了。“自顿悟之教炽，而实修之学衰。嘉隆以来，学者信虚语而卑实践。渐磨既久，浸灌益深，视居敬为拘囚，目穷理为学究，恶言工夫，托之本体，更不知操存涵养为何物矣。斯文未丧，东林代兴。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脉孔孟，拜官之日，首辟世则张子之邪说，使程朱之学晦而复明。未几，罢官，归里三十年，与泾阳顾先生辈力扶正学，耑事实修。”^[37]

其三，在批判的过程中，将学术由心学扭而转向理学。辟王崇朱，转移学风，是明末的一个特点。主持徽州紫阳讲会的方学渐，学宗朱子，作《性善绎》，批评王阳明以心体为无善无恶的观点。万历三十九年（1161），他以七十二岁高龄率众游学东林两个多月，与会中同志“幽讨剧谭，务寻学脉之所在”，其结论是“东林之学，以朱为宗”，^[38]遂引为同道。吴桂森也说：“盖良知之说与紫阳氏原自立一赤帜也。”“尊王学者导流扬波，至有心学、理学之名，而脉若分为二矣。悟门既辟，一切穷理居敬之学视为尘垢秕糠，而流弊且中于人心。于是，东林君子起而维之，言体则必合之于用，言悟则必证之于修，程朱之说复揭中天……其一时并兴，声气同而道脉合者，则有关中冯恭定少虚先生云。”^[39]正是“东林君子”与“天下东林讲学书院”的共同努力，才将明代学术由心学转向理学，开创出一个程朱理学“复揭中天”的新时代。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顾宪成高扬的一面讲学大旗，也是东林书院在万历、天启年间讲学的一大特色。关心天下大事，注意时政得失，扬善去恶，拯时救世，是顾宪成的一贯主张。他曾说“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时者也”。^[40]其“论学与世为体。尝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翼执政者闻而药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41]其间，最有名的事件是顾宪成争淮抚入阁、高攀龙论浒墅关税贪，卷入万历三十九年（1611）京察，引来御史余兆奎“东林党”的指责。余氏疏称：

臣观今日天下大势，尽趋东林。今年计典之误，实由于此。盖无锡县有东林书院，宋儒杨时祠也。顾宪成自谪官归，会林居诸臣，讲学于此。未几，其徒日众，挟制有司，凭凌乡曲，门遂如市矣。黄正宾者，以赀郎冒迁谪名，团结淮抚、东林，所至郡县，一喜一怒，足系诸有司祸福。凡东林讲学所至，主从百余，该县必先设厨，传戒执事，馆谷裎席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办。会讲中必杂以时事，讲毕，立刊传布。远近各邑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改图，其令乃得安。今已及浙中诸郡矣。杨龟山失足蔡京，君子讥焉。宪成之结淮抚，不过以淮抚为蔡京耳。宪成学术驳杂，颇似王安石而行远不逮。即家食，而之淮之浙，席不暇暖。与其徒书札所及，大能使南北交攻，邪正角胜。而党附者，不曰‘清流'，则曰‘清议之臣'。岂谓天下耳目尽可涂哉！……至东林败坏天下，其祸更显。盖自假讲学以结党行私，而道德性命与功名利达混焉一途，而天下之学术坏；自濡足淮扬，而气节坏；自广纳贽币，庇短护贪，而天下之吏治人品并坏；自游扬之书四出，而天下之官评坏；自指摘之怨生，而移书掜单，假计典尽剪其所忌，而天下之元气坏。^[42]

疏中所言，大多不实之辞，意在以“朋党”而名东林，杀其议政之风，锢其清议之习。其时，光禄寺丞吴炯等上疏为其辩诬。尽管如此，“嗣后，攻击者不绝，比宪成殁，击者犹未止”。^[43]东林书院被人为地冠以东林党之名，而受到了无休止的攻击。

而对无端攻击，东林讲学诸君，以“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见于世”相勉，仍然讲学自修，挺立于世，成为正义的象征。^[44]诚如《明史》所记，“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院中“讲习之余”，还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45]以至如陈鼎《东林列传》所记，“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贩夫竖子或相诮让，辄曰‘汝东林贤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东林贤明清白之名如此深入民心，可见社会自有公道。因此，也就可以理解，在“朝论纷纭，海宇震挠”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还是“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

以讲学议政而得民心、士心，此则正是东林获幸之所在，亦是其招祸之所在。诸往矣，其功过是非，历史已有公正评价，可以置之不论。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东林“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在明末的危局中，开创了一个书院议政的传统。这种传统，受到稍后因崇祯十一年（1638）就学长沙岳麓书院而成名于天下的王夫之的欢呼，更受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主帅胡适的欢呼，称其虽“赴汤蹈火，尚仗义执言”，“前者死，后者继”，“制造舆论”，使书院成为了“代表民意的机关”，因而“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46]

四、首善书院

首善书院在北京城大时雍坊（今宣武门内）。天启二年（1622），御史台同仁集资创建，为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讲学之所。天启初年，邹、冯二人以老师宿儒取用入京，高攀龙也辞东林主盟而任左都御史，余懋衡亦出任兵部右侍郎，一时讲学精英大集于京城。而“京师独缺”当时“通都大邑所在皆有”的书院作为讲学之所。“欲讲学者，率寄迹于琳宫梵宇，黄冠缁流之所居，而无一敬业乐群之地。”有鉴于此，御史台五厅十三道同仁集资180两白银，“贸易民间”，由司务吕克孝、御史周宗建督工创建书院一所，“以在京师为首善地也”，故名首善书院。^[47]

首善书院创建伊始，即陷于纷争。兵科给事中朱童蒙首先发难，认为“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恐启门户之渐，宜安本分，以东林为戒”，^[48]疏请亟行禁谕。其疏称：

昔在皇祖时，有理学之臣顾宪成、郭正域开讲东林，其初亦以发明圣贤蕴奥，开示后学，岂不甚善？逮从游者众，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名东林之徒以自矜诩，甚至学士、儒生挟之以扞文网，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欲进一人也，彼此引手；欲去一人也，共力下石。京察黜陟非东林之竿牍不凭，行取考选非东林之荐扬不与。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所以朝端之上，士林之间，玄黄血战十有馀年，摧残几多善人，戕伤几许国脉，皆讲坛之贻害也。今二、三年来，源流始清，葛藤始断，而门户之说乃始去诸其口。二臣一旦复为择地建坛，招朋引类，况又在皇都之内，贤否辐凑之处乎？臣谓今日之人心犹昔日之人心，将来今日之讲学犹昔日之讲学者也。^[49]

邹元标上疏辩争，指出“人生闻道，始知本分内事，不闻道，则所谓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当否也。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罚省，进贤退不肖，舍明道其道无由，……前二十年，东林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贵，自歧意见，一唱众和，几付清流。惩前覆辙，不在臣等。”^[50]可谓针锋相对。冯从吾也说，他壮年登朝，即与人立会讲学，自万历二十年（1592）因病告归，而京师讲学也就停止荒废。去年秋天入京，见到人心不古，因此与邹元标立会讲学。诸臣感到寺院不便久借，因此各捐公俸建一书院，使首善之地，永有尊君亲上之风。并说：“我二祖开基，表彰六经，颁行天下。天子经筵讲学，皇太子出阁讲学。讲学二字，昔为厉禁，今为功令。是周家以农事开国，我朝以理学开国也。昨因东事（指辽事）暂停经筵讲学，而言者以为不可，旋复举行，人人称快。然臣子望其君以讲学，而自己不讲，是欺也。况今夷虏交侵，邪教猖獗，正为讲学以提醒人心，激发忠义。先臣王守仁当兵戈倥偬之际，不废讲学，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甘心冒昧为此也。”^[51]指出讲学对国家、臣民的重要作用。有旨慰留邹、冯二人，说是“讲学原是教人忠孝，自祖宗朝未有此禁，但不可自立门户，致起争端”。^[52]可谓各打五十大板。

高攀龙对此不满，起而为东林书院辩诬，揭露阉党嫁祸东林的事实，其称：

近者黄门朱五吉老先生，有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虑启门户之渐一疏，指意归重东林，至欲以东林为戒而不复讲学。此说一倡，吾道之祸大矣，天下国家之祸大矣。职东林人也，即不言及于职，何忍坐守东林之诬，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复渎奏，以启争端，故谨具揭。夫黄门所言东林，非东林也，乃攻东林者之言也；所言东林之祸，非东林能祸人，乃攻东林者欲祸东林也。数年来，职每自诧理义人心同然，何以言理义者，辄目为朋党而不容于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为党也，国家用一当用，行一当行，去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当用，言一当行，言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人也。不论东西南北，风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于正，目为一党，东林何幸，而合天下之众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石虎，涂豕鬼车，皆非实事也。即如郭明龙正域，生平未尝讲学，生平不识东林，黄门谓与顾宪成开讲东林。即此而观，他可例推。……昔程伊川先生讲学于熙丰，而为蔡京诸人所攻；朱晦庵先生讲学于庆元，而为韩侂胄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胄诸人为戒，而以伊川、晦庵诸人为戒可乎？东林非程朱而习程朱之教者也，不幸类是矣。夫学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则刑名钱谷皆实事也，不知道则礼乐刑政皆虚文也，在此心迷悟间耳。诸老从迷得悟，不忍人之觌面而迷，故讲以明之，正使之，即事为学，非以学废事也。黄门曰：孰是仕优者乎乃可学，不然勿言学。职亦曰：孰是学优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审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见相碍，释老且不能废，况可废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谓也，非督学胶黉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学，世道交丧，于是，朋党祸起。相安则交安，相危则交危，故党类之党不能无是群分之品也，偏党之党不可有是乱亡之本也。知党类之不能无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党之不可有使之，各惩其祸而勿为己甚，但得人人自反，勿专尤人，则无不可融异为同，化小为大，故有教则无类，并党类之党，亦可融之者，其必由学乎。惟学可消门户，顾以学为立门户，职未见立门户者，而可以谓之曰学也。谨揭。^[53]

工科给事中郭允厚、郭兴治为阉党成员，对邹、冯二人横加非议，指其讲学总不会超越政事。并说今考察官员之事将要开始，作为大臣，原有宿望，又处身尊巍之位，而新创书院，每天讲会，似有号召天下，使人争相趋从之嫌。这样，“阴为乘而显为用，空完善类而祸国家，所关匪细”，应予禁止。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支持讲学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站出来支持邹、冯二人。先是上疏，称“二科臣之疏，屡奉内传，频更票拟，至谓宋室祸败由于讲学”，都是不对的。“宋方盛时，正以濂、洛、关、闽讲明学术，比及南宋王涯、韩侂胄、陈贾辈始立伪学题目，构陷朱熹诸贤，而宋祚遂终”。也就是指禁讲学才是赵宋灭亡的所在。疏中对邹元标数十年讲学书院的行为也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讲学与结党无关。^[54]随后，叶又应邹、冯之请，为首善书院作记，其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二先生之学，“于规矩准绳、伦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逾越”，讲求“君臣夫子之伦明而后朝廷尊，朝廷尊而后成其为邦畿，可为民止”，“与世之高谈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径庭”。“今合二先生振铎于邦畿，又适值圣天子道化覃敷，统接尧舜，一时名流济济，如龙源钟先生辈，相与于喁倡和，共明君臣父子之伦，阐皇极以示会归，使凡有志于大学者，毋以至善为荒唐，而唐虞三代之治可复还于今日，则其所补于世道岂浅鲜哉！往徐文贞在政地好讲学，朝绅借以为市，江陵矫之，至尽毁天下之书院，使世以学为讳。余愧不能为文贞奉二先生于皋比，而幸与之同朝，时聆其謦劾，又读其论学之书，目睹书院之建，未尝不忻忻然有执鞭之愿。世得无执江陵之见以诮余乎？余亦甘之矣。”^[55]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看出，叶首辅不仅高度赞扬冯、邹之学，而且对讲学表示出最坚定的支持，对张居正的禁书院讲学行为予以抨击，大有与邹、冯及首善书院同进退之势。于是，书画名家太常寺卿董其昌为叶记书石立碑，左通政何乔远作《首善书院上梁文》，^[56]书院正式落成。院中除讲堂外，还有愿学祠奉祀孔子。祠名愿学，取孔子“所愿则学”之意。

天启二年（1622）冬十月，首善书院正式开讲。邹元标、冯从吾在公事之余，不通宾客，不赴宴会，即入书院讲学，京城官绅有志于学者，环听问难，畅其所怀，风气为之丕变。院中讲学情形，曹于汴曾作诗记载，其称：

维皇建有极，日月丽霄汉。

借问极云何，至善谁容畔。

此善来自天，大宝逾琼瓘。

主之为师模，阐之为性案。

为之圣者徒，积之庆可断。

帝京天下首，千方文体贯。

坦坦王路遵，蒸蒸登于岸。

明善善以明，洵其乐且衎。

先觉觉斯民，构馆斆学半。

将期实行修，宁啻缛文烜。

登其门崔嵬，升其堂轮奂。

入其室深幽，敬止何敢玩。

不学善乃湮，不善世乃乱。

谁兮匪天民，勿作如是观。^[57]

首善书院讲学，除邹、冯二先生之外，还有长期主盟东林书院的高攀龙及其同乡华允诚等人。“当是时，群贤蔚起，朝野蒸蒸”，高攀龙“在都中以政暇讲学于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三千里外遥相应和。一时大儒如少墟冯先生，南皋邹先生辈，闻东林有先生（洪波按：指继高攀龙主盟东林书院的吴桂森），群然向往，脉脉神交”。^[58]这说明，至少在东林书院看来，高攀龙北上讲学，使东林、首善成南北呼应之势，扩大了东林书院的影响。

确实，首善作为“以继东林者也”的书院，^[59]开办以后，即受到关心讲学以系人心，以治天下的正直官绅的拥戴，他们将其视为“仕而优则学”的好处所，试图在其中提高自身素质与从政能力。但由于党争的干扰和影响，又在京城之内，结果还是不断受到阉党的非难。在此压力之下，有人想以尽量少提或不讲国家政事来缓和矛盾，以使讲学能够继续下去。但这一举措，即不为近似东林诸子的正直人士所认可。据记载，兵部主事北直（今河北）定兴人鹿善继“将入”“首善书院之会”听讲，“闻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谈职掌，曰：‘离职掌言学，则学为无用之物，圣贤为无用之人矣'。遂不往”。^[60]这说明，结合朝政讲学，扭转社会与官场不良风气，正是人们对于首善书院的期望所在。但这些，恰恰又是阉党所不愿意甚至十分害怕看到的结果。因此，他们交相攻击，不断纠缠。

天启四年（1624），阉党得势，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赵南星等人先后被罢官，讲学基本中断。五年，御史倪文焕上疏以伪学请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首善终于被改作忠贤祠，碑石亦遭轧碎。崇祯初年，亦格于党争而未能恢复，不久即由礼部尚书徐光启出面，奏准作为西洋人汤若望主持的历局。一代名院，如此命运，使“曾见其建，又见其毁，而冉冉老矣”的孙承泽十分痛惜，他在“思兴复之何期，不能不于此愤惋留连，三致意焉”之后，^[61]只得作文以为凭吊。

京师首善之地，元宫梵宇，鸱吻相望，而独无学者敬业乐群之所。往年，虽罗念庵先生讲学于佛寺，徐华亭相国讲学于射所。识者谓，元朝会建太极书院于京师，聘儒士赵复为师，讲明洛闽之学，而明乃无之。天启二年，邹南皋、冯少墟两先生起废至京，正值兵火震撼，人心披靡。两先生忧之，谓亲君死长之义，非以道学提撕之不可。御史台诸公构书院一所，于宣武门内东墙下，两先生朝退公余，不通宾客，不赴宴会，辄入书院讲学。绅衿有志于学者，环而静听，或间出问难，无不畅其所怀。一时转相传说，咸知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未几，逆珰用事，郭允厚、朱童蒙辈相继疏论，以讲学为门户。未几，杨公涟二十四罪之疏上，附珰者嗾珰，谓此皆门户中人也。党祸大作，善类一空。而御史倪文焕奏毁书院，弃先师木主于路，左壁有记，为叶文忠向高文，董文敏其昌书，并碎焉。书院既毁，逆祠乃建。及逆祠毁，而书院不复建。盖以秉政大臣犹袭门户，以锢天下向学者。于时朝臣有习西裔之学者，遂请聚类而居之，吁可慨矣，因辑其略，俾后之有志复兴者有所考云。^[62]

奈何明清之际，王朝交替，首善书院终于未能修复，而被改作西方传教士的天主堂。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康熙年间曾作《书冯尚书元飚题首善书院诗后》、^[63]《跋首善书院碑》^[64]二文，仍有“是碑传，书院虽毁，安知无有复之者”之念。可惜时至今日，其地仍为天主教堂，不惟首善恢复无望，恐怕知其曾为书院者亦复不多，岂不悲乎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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