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学派的救世思想

内容摘要：明万历中期以后，朱明王朝政治上腐朽衰败，皇帝独裁，宦官专权，贪官妄为；经济上土地被大量兼并，官吏巧取豪夺，农商交困；思想上谈玄说虚，庸碌无为，竞名竞利，鄙风盛行；军事上边侵不断，威胁京师；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不聊生。东林学派诸子，以国家民族兴亡大业为重，不畏强暴，正气凛然，反对阉党；提倡“经世济用”之学，以“正人心、正学术”，最终达到强兵足民，申张正义，救世济民的目的。

关键词：东林学派、经世救世、强兵足民、申张正义

作者： 刘桂莉，女，南昌大学法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47）

明朝末年，尤其是万历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愈益激化，危机四伏，已是“天崩地解”的颓势。政治上腐朽衰败，皇帝独裁，宦官专权，生活腐化，鱼肉百姓，杀戮无辜；经济上兼并土地，掠夺搜刮，巧取豪夺，民不聊生；思想上理学空疏，心学禅化，或谈玄说虚，或退居山林，或追名逐利，鄙风盛行；军事上东北满族崛起，不断掠扰，侵攻辽沈，威胁京师。从而使朱明王朝处于“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也。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的悲惨局面。然而当权的统治者，不仅无励精图治，扭转危局之意，更无举措，反而更加腐朽没落，任由宦官专权，贪官妄为。

面对内外矛盾激化，社会危机加重，人民无法生活的严重局势，东林学派诸子，以国家民族兴亡大业为重。他们以东林书院为基地，在“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顾宪成传》），不畏强暴，正气浩然，大义凛然，反对阉党，以图救世济民。他们“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从而展现了他们的战斗精神和救世主张。

一、 正学术、正人心，意在经世救世

明朝晚期，由于理学的空疏，心学的禅化，造成学术不正，人心不正，贪鄙之风盛行，从政为官者身行不端，阿谀奉迎，乡愿乱德，污吏横行。

目睹这种情况，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继承和发扬了儒学的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认识到当时学风之弊在“空”、“混”，即空疏而不务实际，混世而不求进取。一些学者只顾章句训诂，循规蹈矩，考取科名，以求高官厚禄。只会吟诵经注，照本宣科，不求实用实功。顾宪成说他们是：“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小心斋扎记》卷十）尤其王学末流，空言心性之弊，危害极大。顾允成说：“心学之弊固莫有甚于今日矣。”（《小辨斋偶存》卷六） 针对这种情况，顾允成进一步指出：“以《大学》而论则所谓如见肺肝者也，何尝欺得人来，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学也。若因此便讳言心学，是轻以心学与小人也。……亦犹《大学》之解修身，盖心在其中矣，何讳言心之有？”（同上） 由于这种学术之弊，学风之害，因而使人们愚昧、迂腐，只为一己之私利而求知，却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安危，发展下去危害极大。

东林学者对此深以为忧，故他们强调学贵实用，提倡躬行实践，使学者学以致用，以所学所知来解决社会实际中的各种问题。顾宪成说：“而今一切托之于心，这是无形无影的，何处究诘它？”（《小心斋札记》卷五） 为了对症下药，他以“躬行”二字来治“心学”之病。所以说：“至于论学，特解出‘躬行'二字，尤今日对病之药。”（同上） 高攀龙更从学术与政事、人心的关系上论证学术的重要性、迫切性。他说：

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学术，且欲禁学，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高子遗书》卷一）

在高攀龙看来，学术是天下之大本，由于明朝末世学术不正而使人心不正，人心不正而使政事不正，政事不正而使阉党专政，贪官污吏横行，所以造成天下动荡不安。为了除弊救世，东林学派极力正学术、正人心，而正政事。

正学术必须首先立志。东林诸子以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学术归依；以忧世愤俗，负荷担道，兴利除弊，济世救民为自己的责任。为此，他们从正学术，育贤才，立大志入手而讲学、议政。他们目睹当时士风之陋、世风之鄙，读书者胸无大志，庸庸碌碌，投机取巧，为了私利，“出则竞名，处则竞利。”（《泾皋藏稿》卷六） 为了功名利禄，寻找门路，而不讲个人操守、社会责任，把读书与做人、救世割裂开来。高攀龙说：“圣贤之书，不是教人专学作文字求取富贵，乃是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书上做得一句。所以书自书，我自我，都不相关，都无意味。”（《高子遗书》卷三） 有感于此，他们提出为学者，首先在修身做人，把读书与做人救世结合起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立“修身救世”之志，方可济世救世。所以顾宪成说：

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有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矫，非中也，待夫有余不足者也。是故其矫之者，乃其所以救之者也。”（《泾皋藏稿》卷八）

立志读书修身，旨在治世救世。依此而立身出仕，方可做出一番事业，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正学术还必须崇实废虚，关心国事。东林学者认为，读书修身，意在实学、实用，关心国事、民命，不在空言、说玄。顾宪成说：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读书、做官，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都要以国家、世道、百姓的利益为要务。顾允成对“乡愿道学”乱德的士风，十分痛恨，感慨万端，并就此与其兄顾宪成有过如下的对话：

“一日喟然发叹。泾阳先生曰：‘弟何叹也？'曰：‘吾叹夫今人之讲学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它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先生曰：‘然则所讲何事？'曰：‘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先生为俯其首。”（《高子遗书》卷十一） 意为读书、讲学必须与修身、治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此种实事、实功的实学，才为有用之学。

正学术、崇实学，旨在救民淑世。东林学者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肯定人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根本。有民则有国，无民则无国可言。因此，学者为学做官意在仁民救世，以天下万民之事为务，以关心天下万民为仁。

高攀龙指出，为官之道是为天下、为万民，依此而行，方为仁者。他在《辅仁说》中是如此阐明此义的：

夫子曰：“为仁由己。”而曾子曰：“以友辅仁。”何也？仁，人也。仁也者，与人为体者也。人也者，与人为用者也。胥天下之人而于仁之中也，犹之胥天下之木而于春之中也。春不可见而见之于木，仁不可见而见之于人。仁之于人无一膜之隔，人之于仁若万里之阻。何也？各己其己也。是故胥天下之谓仁，执一人之谓己。推己而人之则仁，执人而己之则不仁。故为仁者莫妙于人己之间。（《高子遗书》卷三

仁与人是体与用的关系。而体与用是不可分离的，故不能将它们离之为二，隔之万里，而要“为仁由己”，“以友辅仁”，为“天下人”办事，不为“一人”效力，这才是仁者。

由此出发，高攀龙称赞范仲淹的忧国忧民的献身精神。他说：“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高子遗书》）卷八上） 时时、事事、处处，忧国忧民、为国为民，是东林诸子的思想宗旨和淑世精神。因此，他们主张为政做官，应以民为本而真心为民，才为“良吏”。顾宪成说：

我之所谓良吏，必自真心为民始。真心为民则饥由己饥，寒由己寒，溺由己溺，疴痒疾痛由己疴痒疾痛。其所孜孜焉慕而趋者，第问其益于民与否耳，不问其有益于我与否也。……何哉？惟其真心为民也。（《泾皋藏稿》卷九）

良吏的尺度在“真心为民”。为民要以民生、民务、民命为重、为本、为先，真正有益于民，不可损民为己，这就是良吏仁民的表现。由此可见，东林诸子的仁民淑世的高尚情怀。

二、 垦荒田、兴水利，意在强兵足民

东林学派的救世思想，还表现在他们的经济主张方面。他们根据明朝末年的经济和国防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主张和防卫战略。

东林诸子继承和发展了姜太公“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六韬·文韬·六守》）和管子“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的思想，而打破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提倡商为本业的思想。如赵南星肯定：“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赵文毅公文集》卷四《奏仰西雷翁七十序》）“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牛而四方，其本业然也。”（《赵文毅公文集》卷四《贺李如立应乡举序》） 以商业为本业，肯定商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惠商”的措施，促使商业发展，有利于搞活经济，发展经济。

否则，就是夺民之财，破坏经济发展。高攀龙指出，增加商业税，就是夺民之财，破坏商业发展，就是破坏经济发展。他说：“今日定乱以人心为本。举朝方惴惴忧加派之失人心，而商税之失人倍蓰于加派，加派之害以岁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兵兴以来，言利者细无不举，无一足特，实非策也。钞关当铺皆令民怨而天怒，反致悖入而悖出，以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高子遗书》卷七） 由于兵祸不断，明朝统治者为了增加军费开支而增加商业税，一些贪官污吏乘机敲剥商人，夺取民财。高攀龙认为，这是害民的非策，不是良策。为此，东林诸子主张惠商、惩治税棍，保护商人利益，促进经济发展。

东林诸子指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军费开支，充实军饷，强兵固边，就必须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具体措施则是开荒屯田，兴修水利，如此方可强兵足民。

高攀龙在提出“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的同时，又提出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的具体措施。他说：

境内有荒芜田土，宜竭力开垦；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抚。

境内有陂池宜浚者，及时开浚；圩岸宜筑者，及时修筑。城垣颓塌、桥梁毁坏者，及时整理。高原污下，所宜树木，及时种植。（《高子遗书》卷七）

开垦荒芜土地，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修筑堤岸，加固城垣，植树造林，改善环境，多打粮食，保证军需民用。

为了生产足够的粮食，达到强兵足民的目标，东林诸子，既主张垦荒，又主张屯田。屯田既可强兵足民，又可充实边饷；既可劝农养民，又可练兵习战。因此，他们都极力支持屯田。

由于建州女真部努尔哈赤的崛起，屡侵辽东，威胁京畿，故屯田积谷更有强兵足民，御敌固边的意义。东林人士对屯田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所以积极支持。屯田都御史董应举负责屯田事宜。李应升企望董应举为国为民，屯田养兵，使“荒郊变为沃土，劝农即为养兵。”（《落落斋集》卷六） 高攀龙力荐董应举协助孙承宗做好屯田练兵大事，做到“无事则练兵积谷，有事则卒兵勤王。”（《高子遗书》卷七） 因为这是国家当今的“大计”、“要着”，所以要破格选用文武兼备的人才，以使兵强民足。

御史左光斗“出理屯田”之事时，针对北方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与民尽矣”的实际情况，兴修水利，“使旱不为灾，涝不为害”。为此他“因条上三因十四议，曰：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议濬川，议疏渠，议引流，议设坝，议建闸，议设陂，议相地，议筑塘，议招徕，议择人，议择将，议兵屯，议力田设科，议富民拜爵。”由于此法实行，“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明史·左光斗传》） 左光斗在对北方的地形、气候、土质、水源、作物、农技等情况全面调查掌握的基础上，提出“兴修水利之法”和一系列屯田种植之法。为了兴修水利，推广种水稻的技术，左光斗亲赴各地，向当地民众讲解示范和教授传播水田的开整、筑堤、凿井、车水、用闸等一整套方法。为了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处处皆行，他还编了凿井之歌，教人传诵。其词是“盘庚五迁，惟井存焉。家掘一井，井灌十亩。八口之家，可以无饥。”在左光斗的倡议、传授和推广下，北方开河、打井、修渠而大量种植水稻。由于北方人掌握了种水稻的技术，而使广大人民战胜旱灾，出现一片丰收的景象。邹元标还朝经过天津、北京一带，看到遍地稻田的丰收图景，高兴地称赞道：“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种水田利也。”（《明史.左光斗传》）

左光斗为了使这项改革措施能继续推广和贯彻下去，还对各地积极推行“水粮”的官员和民众，给以奖励和表彰。每年年终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实绩予以奖励。

东林人士的垦荒、屯田等措施，既是为了济民、足民，又是为了足兵、固边，这双重意义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并行其中，其最终目的在富民强国，经世救民。这是他们的思想宗旨。

三、 反阉党、反贪官，意在申张正义

明朝晚期，由于朝廷的腐朽，阉党的专权，官吏的腐败，使得吏治混乱，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为了申张正气，高扬正义，整饬吏治，清除阉党，东林人士与阉党、贪官，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为社会注入了清流正气，为士人树立了清正榜样。

东林人士把讲学和议政密切结合起来，他们既议政又参政，议政旨在树立官德新风，参政志在兴利除弊。他们从万历朝始，就关心朝政、评议朝政，注意政风，反对贪官。如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顾宪成补吏部验封司主事，入都谒见大学士王锡爵时，就有如下一番对话：

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近来有一异事乎？”公曰：“愿闻之。”王曰：“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公曰：“又有一异事。”王曰：“何也？”公曰：“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相与笑而起。（《顾端文公年谱》）

朝野内外之人，各以己之是非为是非，故有此是而彼非，彼非而此是。这就说明朝廷的是非颠倒，东林人士予以了非议和否定。

顾宪成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非独裁帝王一人一家之天下，所以应当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不应当以独裁帝王一人之是非为是非，即使帝王，亦应听之天下。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顾宪成在其《以俊录序》中说：“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二者合并而发，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无庸效市贾争言耳！”帝王一人之是非不为是非，天下万民之是非，才为是非，故“当听之天下”。这显然是一种民主思想，在当时是尤为难能可贵的。

东林人士的开明政治、救时实政、裁量执政的思想主张，在反对宦官和贪官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贯彻。尤其在反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斗争中达到了高潮和惨烈的程度。

明朝万历后期，朝政日趋腐败，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到了熹宗即位之时，由于其乳母客氏与宦官魏忠贤相互勾结，合谋弄权，把持朝政，大兴冤狱，并与朝中贪官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已使明廷陷入危局。东林诸子对此深以为忧。

高攀龙明确指出：“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指宦官），与中涓合毒者，实由外廷（指内阁）。”（《高子遗书》卷八下） 内外勾结，二毒合流，专权乱政，危害国家，所以必须改变，“由今之道不变，今之政未有不底于危亡者也。”（《高子遗书》卷八下） 指出不改变这种宦官与廷臣内外勾结，专权乱政的局面，国家就要危亡了。为此，东林官员不断上疏参论宦官的不法行径。针对阉党乱政，结党营私，任免官员，乱加赋役，哄闹朝廷，污辱大臣的罪恶，礼科给事中成明枢上疏揭露道：“中涓乃刑余之人，原止供事于掖庭，无雄行于堂部之礼。今当明证其罪，与外廷共见之。知犯科无状者，不可容于盛明之世。而九列犹可吐气，中珰亦少知畏法矣。”（《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五） 工科给事中周士朴亦上疏秦曰：“尚书钟羽正者，朝廷所命之官，非内臣可得而辱也。部堂者，朝廷所建以表率百僚，非内臣可得而毁也。辱部臣是辱朝廷，而欲重朝廷，还当重部体。不然封印辞职，羽正之志已决矣。天下后世将谓中涓以一冬衣逐一部堂，而皇上不为之所伤，岂其微哉！”（同上） 宦官们因索要冬衣而围攻工部尚书钟羽正，当堂污辱大臣，致使钟羽正封印辞职。对此熹宗不闻不问，纵容包庇，致使阉党愈益猖狂。东林官员为正朝纲、树政风，而纷纷参劾，积极抗争。

随着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日趋专横，东林官员把斗争矛头直指魏忠贤一伙。御史周宗建上疏专攻魏忠贤曰：

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咸谓奥窔之中，莫可测识，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进忠（魏忠贤原名）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搆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明史·周宗建传》）

周宗建此疏，直指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害，故遭到阉党的憎恶，阉党与贪官勾结，栽赃陷害东林官员。他们诬陷周宗建、刘一燝、邹元标、周嘉谟、杨涟、周朝瑞、毛士龙、方震孺、江秉谦、熊德阳等许多朝中东林官员为“邪党”，罗织罪名，企图一网打尽。针对宦官与贪官的“内外合谋，其祸将大”的危局，周宗建继续上疏揭露他们的罪恶，表现出东林官员清正廉明的可贵精神。周宗建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的《为巨珰巧借凶锋芟除善类》疏中，针对兵科给事中郭巩投靠魏忠贤，并相互勾结，陷害东林官员的罪行，揭露道：“夫内臣魏进忠者，固今辇毂之下，所为望而震焉者也。处进忠之威势，可咳唾而成风云。计进忠之才力，可以吸呼而驱神鬼。极进忠之线索，可以使爱者升天，怒者堕地。而臣义激于中，曾于去岁指名而弹劾之。臣于时已不知死所矣。进忠狺狺恨臣，摘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识'两语，哓哓诟辩。至怒激之声，直达宸听。进忠之心固无一日而忘臣也。乃独有巩者，平时在京，专与内阁相昵。进忠以为中伤臣者，舍巩无可他属。于是乘巩之入，嗷嗷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 巩即心昵进忠，何至背灭理之事，今尚有余啧，至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等。……臣观先朝汪直、刘瑾其人，虽皆枭獍，然幸言路清明，故不久终败。今乃有郭巩者，结连胶合，取皆如寄。权珰之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声势，反假中涓而重。数月以来，一斥熊德阳、江秉谦，一斥侯震旸，一斥王纪，一斥满朝荐；一去邹元标、冯从吾，一逐文震孟、郑鄤 ，近日欲扼孙慎行、盛以弘。而乘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机关，举朝之人无不知且痛恨。……而巩且横行愈甚，奸谋愈深。臣若尚顾微躯，不为点破，将内有进忠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操纵，中有刘朝等为之典兵卖威，而下有巩等而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而天下事尚忍言哉！”（《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卷五） 阉党与恶官内外交通，相互勾结，陷害忠臣，打杀清官。而对这种危险形势，东林官员以确凿事实，有力证据，与魏忠贤的阉党恶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他们集中火力，打击乱政元凶魏忠贤及其死党。斗争的高潮则是杨涟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的上疏。他面对“逆珰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欺君藐法，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肆无忌惮，浊乱朝纲，罔上行私，倾害善类”（《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三）的形势，将魏忠贤的大奸大恶集中概括为二十四条大罪状，一一加以揭露、讨伐。（见《明史·杨涟传》或《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三） 至此，东林官员与阉党恶棍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和势不两立的境地。东林官员遭到阉党更加严重的迫害，但他们仍以正道直行，为政风正气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斗争。

东林学派的救世思想主张体现在各个方面，他们为社会政治所注入的清流正气，所树立的官德正风，当今论来仍不失其重要价值。

参考资料：

1、《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2、《明史·顾宪成传》

3、《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

4、《小心斋扎记》卷十、卷十一

5、《小心斋偶存》卷六、卷五

6、《高子遗书》卷一、卷三、卷十一、卷八、卷七、

7、《泾皋藏稿》卷六、卷八、卷九、

8、《赵文毅公文集》卷四〈奏仰西雷翁七十序〉

9、《明史·左光斗传》

10、《顾瑞文公年谱》

11、《明憙宗实录》卷三十五、卷五、卷四十三、

12、《明史·周宗建传》

 

刘桂莉

2004-3-28